作为一种地域性的特色文化，庆阳地区的红色文化在当代的“视觉转向”，既是社会现象层面的文化变迁，又是文化理论层面的学术议题，同时，还是当代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所谓文化的“视觉转向”，意在强调“视觉”在当代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对于这种主体地位的探究，需要从语境、现象及其形成原因等方面给予把握。换言之，对庆阳地区红色文化“视觉转向”的探究，需要立足于文化的当代语境予以把握。缘于庆阳地区的革命老区身份及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加上近年来的“红色文化热”等原因，庆阳地区的红色文化颇受学界的关注与重视，成果较为丰硕(1)如曲涛的《庆阳特色文化研究·红色文化卷》(甘肃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侯小林《甘肃庆阳红色文化研究的回顾与思考》(《经济研究导刊》,2013年第22期)等，都是一些较为宏观的研究成果。。随着“图像时代”的来临，各类图像生产技术的成熟，庆阳红色文化在当代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视觉转向”的现象。这其中，以庆阳红色文化为主题或题材的各类绘画、摄影、电视、电影、图画书的出现，是其“视觉转向”现象的典型体现。 一、“视觉转向”与庆阳红色文化 在当代，“视觉转向”“图像转向”等无疑是一些比较时髦的新概念。将一些视觉或图像的理论与当代文化现象相互印证，可以发现，当代文化已经或者说正在经历着一种“视觉转向”，如电视、电影、广告、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绘画、博客、摄影、网络、QQ、钉钉、多媒体等互为汇流，表明当代文化已经呈现一种“视觉转向”现象。同时，在人文学科领域，像“维特根斯坦、胡塞尔、海德格尔、本雅明、居伊·德波、福柯、罗兰·巴特、利奥塔、马丁·杰伊、鲍德里亚等，对图像或视觉理论的阐释”[1]，这表明“视觉转向”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话题。 研究者对当代文化的“视觉转向”有较为深入的思考。如丹尼尔·贝尔说：“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2]156，海德格尔说：“从本质上看来，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3]899，等等。这表明，当代文化已经发生着一种“视觉转向”现象，并且有了一些理论成果。 在有关“视觉文化”的诸多研究中，W.J.T.米歇尔的“图像转向”较有代表性与影响力。米歇尔的《图像转向》一文认为：“我们似乎可以明白看出哲学家们的论述中正在发生另一种转变，其他学科以及公共文化领域中也正在又一次发生一种纷繁纠结的转型。我想要把这次转变称作‘图像转向’”[4]14。另外，有研究者对米歇尔“图像转向”理论进行了梳理与研究，认为“图像是一种后语言学的再发现、图像和语言都参与人类的本质建构、观看与阅读都是具有深度模式的接受行为，‘图像转向’的本质是语言和图像互为他者、和谐共生”[5]。当然，需要明确，此处的“图像转向”，就是视觉文化中的“视觉转向”；可以说，在当今“图像时代”的文化语境中，“图像转向”可以理解成“视觉转向”。 米歇尔的“图像转向”理论及研究者的相关成果，其研究的逻辑与参照标准即是“语言学转向”：一是“语言学转向”隐含“图像转向”；二是“图像转向”挑战“语言学转向”；三是“图像转向”强调图像的主导地位。进一步讲，“图像转向”使人们的关注点从“语言”转向“图像”，并且以“图像”理解、解释、建构世界。换言之，“图像”不仅仅是人类认识、理解世界的工具，更是世界的本体，人类对世界的把握，就是把握作为图像本体的世界。 至于庆阳红色文化，一般认为，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庆阳老区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具有庆阳地域特点的一种文化形态”[6]2。进一步讲，庆阳红色文化是一种地域性的特色文化，形成于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庆阳人民是其主要创造者。从文化的形态与分类视角看，尽管庆阳红色文化有红色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精英与大众文化、官方与民间文化之分，但基于革命理想、信念、思想、道德的红色精神文化，则是庆阳红色文化的主导形态。 站在社会与文化的当代视角，从较大视域审视庆阳红色文化，可以认为，庆阳红色文化不仅有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文化，而且还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红色文化。庆阳红色文化的生产主体，不仅有中国共产党与庆阳人民，而且还有以各种形式参与庆阳红色文化传承、开发与利用的劳动人民，如一些革命遗址、遗迹的保护者、烈士陵园、红色旅游景点的建设者、红色文化的研究者、以庆阳红色文化为主题或题材进行艺术创作的文学艺术家，以及来自五湖四海的所有参与庆阳红色文化传承与文化资源开发的人。从文化的存在空间看，当今庆阳红色文化不仅存在于地理、自然空间意义上“庆阳”，而且还存在于网络、手机、电脑等电子与移动空间中的“庆阳”，以及一些思想、观念等文化空间中的“庆阳”。从文化的存在形态看，当今庆阳红色文化不仅有口传、文本等形式，而且还有“视觉”的存在形式。对于文化的口传、文本、视觉形式，英国视觉文化研究者罗戈夫有较为清楚的认识，认为“在当今世界，除了口传和文本之外，意义还借助于视觉来传播”[4]41。 庆阳红色文化的“视觉化”存在与传播，在当代文化形态中有较为广泛的体现。整体观照庆阳地区的红色文化可以发现，当代庆阳红色文化是以红色歌谣、民歌、故事、传说、戏剧、戏曲、说唱，诗词、小说、版画、皮影、绘画、电视、电影、摄影、书籍、报纸、杂志、广播、网站、博客、QQ、微信、微薄、钉钉、抖音、快手、手机、电脑等形式存在的一个文化综合体。以“视觉转向”的理论审视这些相关文化现象，能够发现，它们可以构成一幅壮观的“视觉景象”，这一“景象”，可以用“视觉”一词加以解构与建构。如在当代庆阳红色文化中，红色歌谣、民歌等已经有了“影像”的存在方式，像电视、电脑、CD、汽车音响视频中的红色民歌图像等，红色故事、传说、诗词、小说已经失去了讲故事、阅读的那种大“生态”，已被电视、电影、网络等带入影视屏幕，已成为一种观看文化。因此，在当代文化语境中，“视觉文化”可以解构一些庆阳红色文化形态，如红色歌谣、民歌、故事、传说、说唱，诗词、小说、书籍、报纸、杂志等等； 同样，“视觉文化”也可以建构一些庆阳红色文化形态，如绘画、电视、电影、摄影、博客、QQ、微薄、钉钉、抖音、快手等图像。 因此，当代庆阳红色文化形式与形态的广泛视觉化已是一个客观事实。面对这一事实，庆阳红色文化的当代性与视觉化，已成为一个亟须从理论层面予以探讨的学术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当代文化“视觉转向”的相关理论，即是其基本的理论资源。 二、庆阳红色文化视觉转向的趋势 以庆阳红色文化“视觉转向”的客观事实为依据，庆阳红色文化“视觉转向”的趋势整体上可以概括为：从非视觉性到视觉性的文化变迁。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字转化为图像的文化变迁，二是从不可见到可见的文化现象。 文字转化为图像的文化变迁。文字与图像(以下简称文图)是人类的两大文明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讲，一部人类的文明史就是文与图的关系史，二者的转化与互释，是其关系的核心。关于文图的转化与互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诗意画、词意画、连环画、小说与戏剧插图、画赞、题画诗、题画词等都是一些典型现象。中国古代“史皇作图，仓颉作书”[7]的传说，宋人郑樵“河出图，洛出书”[8]的论述，以及苏轼“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命题，等等，是文图关系的基本理论。从当今“图像时代”“图像压倒文字的文化发展趋势”[9]看，当代文化呈现出一种将文字转化为图像的文化形态变迁现象。以贯通古今的眼光审视文图转化的现象，可以认为，当代文化“文字转化为图像的文化行为”，本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图现象的延续，是中国传统文图关系理论的文化实践，只不过，在当代文化语境中，这种现象表现得更为强烈、自觉而已！ 在当代文化语境中，文字转化为图像的文化现象，在庆阳红色文化中，有较为典型的体现，特别是印刷文化与影像文化领域。在印刷文化领域，较有代表性的是《红色南梁——庆阳老区革命历史画册》《红色南梁：陇东革命故事连环画丛书》《红色南梁——两点一存》等画册。这些画册，主要不是用作审美，或获取美术知识，而是用于展示庆阳红色文化，或者说，是向人们介绍庆阳红色文化。或言之，这些画册不仅有以图解释庆阳红色文化的作用，更有“以图证史”[10]的功能。如《红色南梁——庆阳老区革命历史画册》(2)该书由中共庆阳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纂，但未正式出版，只是作为庆阳红色文化的一种宣传资料，在一定范围流传。，全书以图为主，配以简要的文字说明，从内容看，全书涉及从“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到亲切的关怀”(3)该书由六大部分构成，依次是：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长征落脚点，抗战出发点、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解放大西北的重要战场和后方基地、垂裕后昆的南梁精神、亲切的关怀。六大部分内容，展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庆阳人民开展革命斗争、建设庆阳的历史面貌。与一般的历史书相比较，该书的显著特点是“以图叙说历史”。所谓“以图叙说历史”，就是“图像叙事”[11]与“以图证史”。换言之，当今学界“图像叙事”“以图证史”的相关论述，既是“以图叙说历史”的主要理论，也是庆阳红色文化从“文字转化为图像”的理论证据。 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诗意画、词意画、小说、戏曲插图等相比较，庆阳红色文化从文字转化为图像的主要方式是宏大叙事与宏观说史，而不是以翻译的方式寻找文图之间的对应关系。广言之，庆阳红色文化中的图像，多指一些摄影与影视作品，这些作品主要以图像的宏大叙事、宏观说史方式讲述庆阳红色文化，而非在细节层面，以文图翻译的方式用图像阐释文字文本。这也是庆阳红色文化的文图关系区别于中国典型图文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造成这一区别的主要原因是二者间图像主要形式的不同，庆阳红色文化之图像的主要形态是摄影与影视，而中国传统文图关系中图像的主要形态是绘画。 当今庆阳红色文化文字转化为图像的现象，主要存在于影视文化领域。据电影理论家贝拉·巴拉兹的说法，“随着电影的出现,一种新的视觉文化将取代印刷文化”[12]；也就是说，当代视觉文化的主要形式是电影。在庆阳红色影视文化领域，存在一种较为广泛的文图转化现象。据统计，“庆阳市搜集整理的民间故事、传说有2000余篇，100余万字”[6]134。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庆阳革命文化的各类民间故事、传说已有了可靠的文字文本。而这些文本正是当今庆阳红色影视文化创作的可靠资源。如《陇东革命回忆录》《陇东革命斗争故事集》中的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革命领袖，马锡五及其事迹，在电视连续剧《刘志丹与谢子长》、文献纪录片《走进陕甘边根据地》、系列专题片《碧血丹心——刘志舟与陕甘红军》、文献专题片《南梁纪事》、连续剧《苍天》等影视作品中均获得充分展示。通过比较文字文本与影视作品可知，庆阳红色影像与庆阳革命故事文本之间存在一种文字转化为图像的文图关系。这种文图关系，与庆阳革命画册之于文字文本之间的关系一样，是一种以宏大叙事、宏观说史为主要方式的文图关系，而不是细节层面的文图翻译关系。 庆阳红色文化“视觉转向”的趋势，还表现在文化从不可见到可见的形态变迁。相较于“文字转化为图像的文化现象”，文化“从不可见到可见”的形态变迁，是一种将文化彻底视觉化的行为。这种行为，是一种典型的文化视觉化现象。此正如尼古拉斯·米尔佐夫所认为的，“新的视觉文化最显著的特征是把那些本身并非视觉性的东西予以视觉化”[13]。 在庆阳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开发、利用过程中，文化“从不可见到可见”的现象较为常见。如庆阳红色文化中的一些歌谣，像《咱们的红军到南梁》《红旗插上寨子湾》《送红军》《绣金匾》《军民大生产》等，本身即是一种听觉艺术形式，但是，现代摄影与电脑技术使其具有了典型的视觉文化之形态。一方面，现代摄影与电脑技术给这些红色歌谣插入了相关图像；另一方面，数码模拟将这些红色歌谣的音频以视觉化的光谱表现出来，这一现象可以看作是庆阳红色音乐文化视觉化的现象。再如，近些年举行的学术会议，像“陕甘边根据地与中国革命”“党在陕甘边根据地执政经验及其影响”“南梁精神与甘肃红色文化资源高层论坛”等，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精英红色文化，但是，与这些会议相关的红色海报、网络、微信、QQ等视频图像，以及专家学者演讲的PPT图像等，无意间将一些红色精英文化视觉化了，使阅读性红色文化部分地变为观看性视觉文化，这也是庆阳红色文化从“从不可见到可见”的表现。此外，近年举行的“红色文化运动会”(4)最为典型的事件，如2011年6月在庆阳举行的“第二届全国红色运动会”，比赛项目包括“陇东大练兵”“英雄炸碉堡”“艰苦长征路”“红军的扁担”“独轮车支前”“太白急行军”“凤川大生产”“巧儿担架队”“火线鸡毛信”“孤胆侦察兵”等，从比赛内容看，这些项目是以体育的形式表现庆阳红色文化，可以看作是革命战争年代的英雄人物和故事的视觉化传承现象，包含了文化从不可见到可见的转型之意。、南梁红色旅游文化节等文化活动，都是一些将看不见(或文字表述，或口传)的“革命精神”转化为红色视觉文化的文化现象。 因此，当代庆阳红色文化存在着一种广泛的“视觉转向”现象。这一现象把一些隐而不现的“革命精神”或非视觉的文化形态，通过图像的方法呈现出来，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文化的本身形态。这种文化形态的改变，可称为文化的“视觉转向”。对于这种现象，不仅要从“视觉转向”的趋势方面对其进行把握，而且还要探究其“视觉转向”的深层原因。 三、庆阳红色文化视觉转向的原因 庆阳红色文化的“视觉转向”，是一个已经、正在发生的客观事实，而其“视觉转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说，人类历史进程中，与庆阳红色文化相关的文化观念、思想、权利、政治、经济、社会、媒体与媒介等一切因素，都是其原因。而在这诸多因素中，文化创造、传承主体的内在精神与庆阳红色文化之精神价值是其最根本的原因。以“视觉”为关键词，“视觉文化”为中心内容，“视觉文化”的生产、构成、传播为探索方向，可以认为，庆阳红色文化“视觉转向”的主要原因，集中在视觉文化之主体、技术等方面。 首先，文化主体自身本质力量的形象性显现，是庆阳红色文化“视觉转向”主体视角方面的原因。文化的“视觉转向”，是将文化转化为视觉图像加以把握的一种行为。当然，这一行为离不开从事文化活动的人，即文化主体。可以说，这一行为是人通过自己的人生现实活动，把自己的本质力量在客观视觉图像中实现出来，使视觉图像“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1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文化的“视觉转向”，是文化主体自身本质力量的一种形象性显现。 因此，庆阳红色文化的“视觉转向”，是人的本质力量在庆阳红色文化身上的形象性显现。一般来说，人的本质力量是人掌握世界、改造世界的精神冲动与动因。如原始人在洞穴中刻画的动植物图像，是原始人以可见的视觉图像掌握自身精神需求的一种文化行为。可以说，洞穴中的动植物图像，是原始人本质力量的视觉性显现。同样，庆阳红色文化“视觉转向”形成的视觉图像，是庆阳红色文化主体之本质力量在其视觉图像身上的显现。 从庆阳红色文化形成的动因与初期的基本形态看，尽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庆阳红色文化有物质、制度、精神、行为等层面的形态，但其“主导形态是精神层面的”[6]5；尽管精神层面的庆阳红色文化形态有革命理想、信念、思想、道德等之分，但其核心精神是一种整体性的，与庆阳人民、庆阳的历史文化紧密结合的革命精神。因此，可以说，庆阳红色文化主体在挖掘、开发、传承革命精神的过程中，自身本质力量在其视觉图像身上的显现，是庆阳红色文化“视觉转向”主体视角方面的原因。 其次，“图像时代”是庆阳红色文化“视觉转向”的文化语境。或者说，庆阳红色文化的“视觉转向”是“图像时代”文化发展的一种必然。对于“图像时代”，海德格尔的认识是“世界被把握为图像”[3]899，有学者解读为“通过图像来理解和解释世界”[9]112。综合这些观点，可以认为，“图像时代”的客观世界就是图像世界，文化形态就是图像文化，文化主体的思维模式就是图像思维，文化的主要传播方式就是图像媒介。同时，依据马克思对人类掌握世界的“理论的、艺术的、宗教的和实践——精神的方式”[15]的论述，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推测，认为“图像”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即艺术的方式。因此，可以说，“图像时代”是一个主体、客体、媒介等整个社会全部被图像化的时代。当然，对于身处“图像时代”的当代庆阳红色文化而言，其“视觉转向”自然就成为一种文化语境与逻辑结构的必然。 就庆阳红色文化与“图像时代”的关系而言，“图像时代”是庆阳红色文化“视觉转向”的文化语境。从文化的理论层面看，像海德格尔所谓的“世界的图像化”、丹尼尔·贝尔描述的“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2]156、米歇尔的“图像转向”，以及国内学者所论述的“读图时代”[16]“视觉文化的转向”[17]等，都是有关“图像时代”的重要理论言说。这些理论，使身处“图像时代”的庆阳红色文化的“视觉转向”之发生，有了一种理论基础。可以说，“图像时代”的相关理论，是庆阳红色文化“视觉转向”的理论依据。从文化的社会视角看，由电视、电影、广告、微博、微信、抖音、绘画、博客、摄影、快手、网络、QQ、钉钉等媒介，交织而成的当代“视像景观”[18]3，实质上是一个由各种图像交汇、各种图像生产技术创造的基于社会文化范畴的“新时代”。身处这一时代的庆阳红色文化，其“视觉转向”的发生，可以说是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一种必然。 最后，现代传媒是庆阳红色文化“视觉转向”的媒体与媒介因素。文化的媒体化与媒介化是文化当代性生发的一种表现，也是文化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还是文化形态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有研究表明：“依据媒体发展对文化转型的影响，媒体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口传媒体→文字媒体→印刷媒体→影视媒体→网络媒体等阶段。”[18]47同样可以合乎逻辑的推测：人类文化形态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口传文化→文字文化→印刷文化→影视文化→网络文化等阶段。如果这一推测成立的话，那么，当代文化的主要形态应该是影视文化与网络文化。关于当代文化的主要形态，当代人与网络、电脑、手机、微信、QQ、快手、抖音等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前文提到的海德格尓、居伊·德波、丹尼尓·贝尔、福柯、米歇尔等对视觉图像的论述，可以证明，当代文化的主要形态就是影视文化与网络文化，而当代文化这一主要形态形成的技术，便是数码摄影与计算机技术，也就是常说的电子影像媒体与媒介。 关于媒体与媒介，学界有一些观点，如“媒介即讯息”“媒介是人的延伸”[19]“媒介是文化”[18]49等，从这些观点与当代文化的实际看，当代文化的生产主体、技术、场所、构成、传播等，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就庆阳红色文化而言，在当代文化语境中，庆阳红色文化的生产主体，不仅有中国共产党与庆阳人民，而且还有各种数码摄影媒体与技术，以及以各种身份参与庆阳红色文化传承、文化资源开发的广大民众，这些人当中，有一股重要的力量，即庆阳红色文化受众。受众在观看红色影视作品时的点评、以旅游的方式体验红色文化时摄影、发微信、抖音等行为，皆可以看作当代红色文化的一种再生产、再创造、再传播。因此，现代传媒乃是庆阳红色文化“视觉转向”的重要媒体与媒介因素。 总之，庆阳红色文化的“视觉转向”，既是社会层面的文化变迁现象，也是文化理论层面的学术议题。基于对“视觉转向”相关理论的探讨与对庆阳红色文化的整体观照，可以认为，当代庆阳红色文化的“视觉转向”，已是一个确凿的客观事实。其“视觉转向”的趋势可以概括为：从非视觉性到视觉性的文化变迁。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文字转化为图像的文化变迁，二是文化从不可见到可见的形态变化。进一步探究庆阳红色文化的“视觉转向”，可以认为，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与庆阳红色文化相关的文化观念、思想、权利、政治、经济、社会、媒体与媒介等因素，都是其形成原因。概而言之，庆阳红色文化“视觉转向”的主要原因有三：文化主体自身本质力量的形象性显现是其“视觉转向”主体视角方面的原因，“图像时代”是其“视觉转向”的文化语境，现代传媒则是其“视觉转向”的媒体与媒介因素。 [1]郑二利.米歇尔的“图像转向”理论解析[J].文艺研究，201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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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 作为一种地域性的特色文化，庆阳地区的红色文化在当代的“视觉转向”，既是社会现象层面的文化变迁，又是文化理论层面的学术议题，同时，还是当代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所谓文化的“视觉转向”，意在强调“视觉”在当代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对于这种主体地位的探究，需要从语境、现象及其形成原因等方面给予把握。换言之，对庆阳地区红色文化“视觉转向”的探究，需要立足于文化的当代语境予以把握。缘于庆阳地区的革命老区身份及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加上近年来的“红色文化热”等原因，庆阳地区的红色文化颇受学界的关注与重视，成果较为丰硕(1)如曲涛的《庆阳特色文化研究·红色文化卷》(甘肃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侯小林《甘肃庆阳红色文化研究的回顾与思考》(《经济研究导刊》,2013年第22期)等，都是一些较为宏观的研究成果。。随着“图像时代”的来临，各类图像生产技术的成熟，庆阳红色文化在当代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视觉转向”的现象。这其中，以庆阳红色文化为主题或题材的各类绘画、摄影、电视、电影、图画书的出现，是其“视觉转向”现象的典型体现。一、“视觉转向”与庆阳红色文化在当代，“视觉转向”“图像转向”等无疑是一些比较时髦的新概念。将一些视觉或图像的理论与当代文化现象相互印证，可以发现，当代文化已经或者说正在经历着一种“视觉转向”，如电视、电影、广告、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绘画、博客、摄影、网络、QQ、钉钉、多媒体等互为汇流，表明当代文化已经呈现一种“视觉转向”现象。同时，在人文学科领域，像“维特根斯坦、胡塞尔、海德格尔、本雅明、居伊·德波、福柯、罗兰·巴特、利奥塔、马丁·杰伊、鲍德里亚等，对图像或视觉理论的阐释”[1]，这表明“视觉转向”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话题。研究者对当代文化的“视觉转向”有较为深入的思考。如丹尼尔·贝尔说：“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2]156，海德格尔说：“从本质上看来，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3]899，等等。这表明，当代文化已经发生着一种“视觉转向”现象，并且有了一些理论成果。在有关“视觉文化”的诸多研究中，W.J.T.米歇尔的“图像转向”较有代表性与影响力。米歇尔的《图像转向》一文认为：“我们似乎可以明白看出哲学家们的论述中正在发生另一种转变，其他学科以及公共文化领域中也正在又一次发生一种纷繁纠结的转型。我想要把这次转变称作‘图像转向’”[4]14。另外，有研究者对米歇尔“图像转向”理论进行了梳理与研究，认为“图像是一种后语言学的再发现、图像和语言都参与人类的本质建构、观看与阅读都是具有深度模式的接受行为，‘图像转向’的本质是语言和图像互为他者、和谐共生”[5]。当然，需要明确，此处的“图像转向”，就是视觉文化中的“视觉转向”；可以说，在当今“图像时代”的文化语境中，“图像转向”可以理解成“视觉转向”。米歇尔的“图像转向”理论及研究者的相关成果，其研究的逻辑与参照标准即是“语言学转向”：一是“语言学转向”隐含“图像转向”；二是“图像转向”挑战“语言学转向”；三是“图像转向”强调图像的主导地位。进一步讲，“图像转向”使人们的关注点从“语言”转向“图像”，并且以“图像”理解、解释、建构世界。换言之，“图像”不仅仅是人类认识、理解世界的工具，更是世界的本体，人类对世界的把握，就是把握作为图像本体的世界。至于庆阳红色文化，一般认为，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庆阳老区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具有庆阳地域特点的一种文化形态”[6]2。进一步讲，庆阳红色文化是一种地域性的特色文化，形成于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庆阳人民是其主要创造者。从文化的形态与分类视角看，尽管庆阳红色文化有红色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精英与大众文化、官方与民间文化之分，但基于革命理想、信念、思想、道德的红色精神文化，则是庆阳红色文化的主导形态。站在社会与文化的当代视角，从较大视域审视庆阳红色文化，可以认为，庆阳红色文化不仅有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文化，而且还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红色文化。庆阳红色文化的生产主体，不仅有中国共产党与庆阳人民，而且还有以各种形式参与庆阳红色文化传承、开发与利用的劳动人民，如一些革命遗址、遗迹的保护者、烈士陵园、红色旅游景点的建设者、红色文化的研究者、以庆阳红色文化为主题或题材进行艺术创作的文学艺术家，以及来自五湖四海的所有参与庆阳红色文化传承与文化资源开发的人。从文化的存在空间看，当今庆阳红色文化不仅存在于地理、自然空间意义上“庆阳”，而且还存在于网络、手机、电脑等电子与移动空间中的“庆阳”，以及一些思想、观念等文化空间中的“庆阳”。从文化的存在形态看，当今庆阳红色文化不仅有口传、文本等形式，而且还有“视觉”的存在形式。对于文化的口传、文本、视觉形式，英国视觉文化研究者罗戈夫有较为清楚的认识，认为“在当今世界，除了口传和文本之外，意义还借助于视觉来传播”[4]41。庆阳红色文化的“视觉化”存在与传播，在当代文化形态中有较为广泛的体现。整体观照庆阳地区的红色文化可以发现，当代庆阳红色文化是以红色歌谣、民歌、故事、传说、戏剧、戏曲、说唱，诗词、小说、版画、皮影、绘画、电视、电影、摄影、书籍、报纸、杂志、广播、网站、博客、QQ、微信、微薄、钉钉、抖音、快手、手机、电脑等形式存在的一个文化综合体。以“视觉转向”的理论审视这些相关文化现象，能够发现，它们可以构成一幅壮观的“视觉景象”，这一“景象”，可以用“视觉”一词加以解构与建构。如在当代庆阳红色文化中，红色歌谣、民歌等已经有了“影像”的存在方式，像电视、电脑、CD、汽车音响视频中的红色民歌图像等，红色故事、传说、诗词、小说已经失去了讲故事、阅读的那种大“生态”，已被电视、电影、网络等带入影视屏幕，已成为一种观看文化。因此，在当代文化语境中，“视觉文化”可以解构一些庆阳红色文化形态，如红色歌谣、民歌、故事、传说、说唱，诗词、小说、书籍、报纸、杂志等等； 同样，“视觉文化”也可以建构一些庆阳红色文化形态，如绘画、电视、电影、摄影、博客、QQ、微薄、钉钉、抖音、快手等图像。因此，当代庆阳红色文化形式与形态的广泛视觉化已是一个客观事实。面对这一事实，庆阳红色文化的当代性与视觉化，已成为一个亟须从理论层面予以探讨的学术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当代文化“视觉转向”的相关理论，即是其基本的理论资源。二、庆阳红色文化视觉转向的趋势以庆阳红色文化“视觉转向”的客观事实为依据，庆阳红色文化“视觉转向”的趋势整体上可以概括为：从非视觉性到视觉性的文化变迁。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字转化为图像的文化变迁，二是从不可见到可见的文化现象。文字转化为图像的文化变迁。文字与图像(以下简称文图)是人类的两大文明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讲，一部人类的文明史就是文与图的关系史，二者的转化与互释，是其关系的核心。关于文图的转化与互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诗意画、词意画、连环画、小说与戏剧插图、画赞、题画诗、题画词等都是一些典型现象。中国古代“史皇作图，仓颉作书”[7]的传说，宋人郑樵“河出图，洛出书”[8]的论述，以及苏轼“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命题，等等，是文图关系的基本理论。从当今“图像时代”“图像压倒文字的文化发展趋势”[9]看，当代文化呈现出一种将文字转化为图像的文化形态变迁现象。以贯通古今的眼光审视文图转化的现象，可以认为，当代文化“文字转化为图像的文化行为”，本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图现象的延续，是中国传统文图关系理论的文化实践，只不过，在当代文化语境中，这种现象表现得更为强烈、自觉而已！在当代文化语境中，文字转化为图像的文化现象，在庆阳红色文化中，有较为典型的体现，特别是印刷文化与影像文化领域。在印刷文化领域，较有代表性的是《红色南梁——庆阳老区革命历史画册》《红色南梁：陇东革命故事连环画丛书》《红色南梁——两点一存》等画册。这些画册，主要不是用作审美，或获取美术知识，而是用于展示庆阳红色文化，或者说，是向人们介绍庆阳红色文化。或言之，这些画册不仅有以图解释庆阳红色文化的作用，更有“以图证史”[10]的功能。如《红色南梁——庆阳老区革命历史画册》(2)该书由中共庆阳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纂，但未正式出版，只是作为庆阳红色文化的一种宣传资料，在一定范围流传。，全书以图为主，配以简要的文字说明，从内容看，全书涉及从“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到亲切的关怀”(3)该书由六大部分构成，依次是：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长征落脚点，抗战出发点、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解放大西北的重要战场和后方基地、垂裕后昆的南梁精神、亲切的关怀。六大部分内容，展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庆阳人民开展革命斗争、建设庆阳的历史面貌。与一般的历史书相比较，该书的显著特点是“以图叙说历史”。所谓“以图叙说历史”，就是“图像叙事”[11]与“以图证史”。换言之，当今学界“图像叙事”“以图证史”的相关论述，既是“以图叙说历史”的主要理论，也是庆阳红色文化从“文字转化为图像”的理论证据。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诗意画、词意画、小说、戏曲插图等相比较，庆阳红色文化从文字转化为图像的主要方式是宏大叙事与宏观说史，而不是以翻译的方式寻找文图之间的对应关系。广言之，庆阳红色文化中的图像，多指一些摄影与影视作品，这些作品主要以图像的宏大叙事、宏观说史方式讲述庆阳红色文化，而非在细节层面，以文图翻译的方式用图像阐释文字文本。这也是庆阳红色文化的文图关系区别于中国典型图文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造成这一区别的主要原因是二者间图像主要形式的不同，庆阳红色文化之图像的主要形态是摄影与影视，而中国传统文图关系中图像的主要形态是绘画。当今庆阳红色文化文字转化为图像的现象，主要存在于影视文化领域。据电影理论家贝拉·巴拉兹的说法，“随着电影的出现,一种新的视觉文化将取代印刷文化”[12]；也就是说，当代视觉文化的主要形式是电影。在庆阳红色影视文化领域，存在一种较为广泛的文图转化现象。据统计，“庆阳市搜集整理的民间故事、传说有2000余篇，100余万字”[6]134。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庆阳革命文化的各类民间故事、传说已有了可靠的文字文本。而这些文本正是当今庆阳红色影视文化创作的可靠资源。如《陇东革命回忆录》《陇东革命斗争故事集》中的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革命领袖，马锡五及其事迹，在电视连续剧《刘志丹与谢子长》、文献纪录片《走进陕甘边根据地》、系列专题片《碧血丹心——刘志舟与陕甘红军》、文献专题片《南梁纪事》、连续剧《苍天》等影视作品中均获得充分展示。通过比较文字文本与影视作品可知，庆阳红色影像与庆阳革命故事文本之间存在一种文字转化为图像的文图关系。这种文图关系，与庆阳革命画册之于文字文本之间的关系一样，是一种以宏大叙事、宏观说史为主要方式的文图关系，而不是细节层面的文图翻译关系。庆阳红色文化“视觉转向”的趋势，还表现在文化从不可见到可见的形态变迁。相较于“文字转化为图像的文化现象”，文化“从不可见到可见”的形态变迁，是一种将文化彻底视觉化的行为。这种行为，是一种典型的文化视觉化现象。此正如尼古拉斯·米尔佐夫所认为的，“新的视觉文化最显著的特征是把那些本身并非视觉性的东西予以视觉化”[13]。在庆阳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开发、利用过程中，文化“从不可见到可见”的现象较为常见。如庆阳红色文化中的一些歌谣，像《咱们的红军到南梁》《红旗插上寨子湾》《送红军》《绣金匾》《军民大生产》等，本身即是一种听觉艺术形式，但是，现代摄影与电脑技术使其具有了典型的视觉文化之形态。一方面，现代摄影与电脑技术给这些红色歌谣插入了相关图像；另一方面，数码模拟将这些红色歌谣的音频以视觉化的光谱表现出来，这一现象可以看作是庆阳红色音乐文化视觉化的现象。再如，近些年举行的学术会议，像“陕甘边根据地与中国革命”“党在陕甘边根据地执政经验及其影响”“南梁精神与甘肃红色文化资源高层论坛”等，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精英红色文化，但是，与这些会议相关的红色海报、网络、微信、QQ等视频图像，以及专家学者演讲的PPT图像等，无意间将一些红色精英文化视觉化了，使阅读性红色文化部分地变为观看性视觉文化，这也是庆阳红色文化从“从不可见到可见”的表现。此外，近年举行的“红色文化运动会”(4)最为典型的事件，如2011年6月在庆阳举行的“第二届全国红色运动会”，比赛项目包括“陇东大练兵”“英雄炸碉堡”“艰苦长征路”“红军的扁担”“独轮车支前”“太白急行军”“凤川大生产”“巧儿担架队”“火线鸡毛信”“孤胆侦察兵”等，从比赛内容看，这些项目是以体育的形式表现庆阳红色文化，可以看作是革命战争年代的英雄人物和故事的视觉化传承现象，包含了文化从不可见到可见的转型之意。、南梁红色旅游文化节等文化活动，都是一些将看不见(或文字表述，或口传)的“革命精神”转化为红色视觉文化的文化现象。因此，当代庆阳红色文化存在着一种广泛的“视觉转向”现象。这一现象把一些隐而不现的“革命精神”或非视觉的文化形态，通过图像的方法呈现出来，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文化的本身形态。这种文化形态的改变，可称为文化的“视觉转向”。对于这种现象，不仅要从“视觉转向”的趋势方面对其进行把握，而且还要探究其“视觉转向”的深层原因。三、庆阳红色文化视觉转向的原因庆阳红色文化的“视觉转向”，是一个已经、正在发生的客观事实，而其“视觉转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说，人类历史进程中，与庆阳红色文化相关的文化观念、思想、权利、政治、经济、社会、媒体与媒介等一切因素，都是其原因。而在这诸多因素中，文化创造、传承主体的内在精神与庆阳红色文化之精神价值是其最根本的原因。以“视觉”为关键词，“视觉文化”为中心内容，“视觉文化”的生产、构成、传播为探索方向，可以认为，庆阳红色文化“视觉转向”的主要原因，集中在视觉文化之主体、技术等方面。首先，文化主体自身本质力量的形象性显现，是庆阳红色文化“视觉转向”主体视角方面的原因。文化的“视觉转向”，是将文化转化为视觉图像加以把握的一种行为。当然，这一行为离不开从事文化活动的人，即文化主体。可以说，这一行为是人通过自己的人生现实活动，把自己的本质力量在客观视觉图像中实现出来，使视觉图像“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1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文化的“视觉转向”，是文化主体自身本质力量的一种形象性显现。因此，庆阳红色文化的“视觉转向”，是人的本质力量在庆阳红色文化身上的形象性显现。一般来说，人的本质力量是人掌握世界、改造世界的精神冲动与动因。如原始人在洞穴中刻画的动植物图像，是原始人以可见的视觉图像掌握自身精神需求的一种文化行为。可以说，洞穴中的动植物图像，是原始人本质力量的视觉性显现。同样，庆阳红色文化“视觉转向”形成的视觉图像，是庆阳红色文化主体之本质力量在其视觉图像身上的显现。从庆阳红色文化形成的动因与初期的基本形态看，尽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庆阳红色文化有物质、制度、精神、行为等层面的形态，但其“主导形态是精神层面的”[6]5；尽管精神层面的庆阳红色文化形态有革命理想、信念、思想、道德等之分，但其核心精神是一种整体性的，与庆阳人民、庆阳的历史文化紧密结合的革命精神。因此，可以说，庆阳红色文化主体在挖掘、开发、传承革命精神的过程中，自身本质力量在其视觉图像身上的显现，是庆阳红色文化“视觉转向”主体视角方面的原因。其次，“图像时代”是庆阳红色文化“视觉转向”的文化语境。或者说，庆阳红色文化的“视觉转向”是“图像时代”文化发展的一种必然。对于“图像时代”，海德格尔的认识是“世界被把握为图像”[3]899，有学者解读为“通过图像来理解和解释世界”[9]112。综合这些观点，可以认为，“图像时代”的客观世界就是图像世界，文化形态就是图像文化，文化主体的思维模式就是图像思维，文化的主要传播方式就是图像媒介。同时，依据马克思对人类掌握世界的“理论的、艺术的、宗教的和实践——精神的方式”[15]的论述，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推测，认为“图像”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即艺术的方式。因此，可以说，“图像时代”是一个主体、客体、媒介等整个社会全部被图像化的时代。当然，对于身处“图像时代”的当代庆阳红色文化而言，其“视觉转向”自然就成为一种文化语境与逻辑结构的必然。就庆阳红色文化与“图像时代”的关系而言，“图像时代”是庆阳红色文化“视觉转向”的文化语境。从文化的理论层面看，像海德格尔所谓的“世界的图像化”、丹尼尔·贝尔描述的“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2]156、米歇尔的“图像转向”，以及国内学者所论述的“读图时代”[16]“视觉文化的转向”[17]等，都是有关“图像时代”的重要理论言说。这些理论，使身处“图像时代”的庆阳红色文化的“视觉转向”之发生，有了一种理论基础。可以说，“图像时代”的相关理论，是庆阳红色文化“视觉转向”的理论依据。从文化的社会视角看，由电视、电影、广告、微博、微信、抖音、绘画、博客、摄影、快手、网络、QQ、钉钉等媒介，交织而成的当代“视像景观”[18]3，实质上是一个由各种图像交汇、各种图像生产技术创造的基于社会文化范畴的“新时代”。身处这一时代的庆阳红色文化，其“视觉转向”的发生，可以说是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一种必然。最后，现代传媒是庆阳红色文化“视觉转向”的媒体与媒介因素。文化的媒体化与媒介化是文化当代性生发的一种表现，也是文化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还是文化形态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有研究表明：“依据媒体发展对文化转型的影响，媒体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口传媒体→文字媒体→印刷媒体→影视媒体→网络媒体等阶段。”[18]47同样可以合乎逻辑的推测：人类文化形态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口传文化→文字文化→印刷文化→影视文化→网络文化等阶段。如果这一推测成立的话，那么，当代文化的主要形态应该是影视文化与网络文化。关于当代文化的主要形态，当代人与网络、电脑、手机、微信、QQ、快手、抖音等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前文提到的海德格尓、居伊·德波、丹尼尓·贝尔、福柯、米歇尔等对视觉图像的论述，可以证明，当代文化的主要形态就是影视文化与网络文化，而当代文化这一主要形态形成的技术，便是数码摄影与计算机技术，也就是常说的电子影像媒体与媒介。关于媒体与媒介，学界有一些观点，如“媒介即讯息”“媒介是人的延伸”[19]“媒介是文化”[18]49等，从这些观点与当代文化的实际看，当代文化的生产主体、技术、场所、构成、传播等，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就庆阳红色文化而言，在当代文化语境中，庆阳红色文化的生产主体，不仅有中国共产党与庆阳人民，而且还有各种数码摄影媒体与技术，以及以各种身份参与庆阳红色文化传承、文化资源开发的广大民众，这些人当中，有一股重要的力量，即庆阳红色文化受众。受众在观看红色影视作品时的点评、以旅游的方式体验红色文化时摄影、发微信、抖音等行为，皆可以看作当代红色文化的一种再生产、再创造、再传播。因此，现代传媒乃是庆阳红色文化“视觉转向”的重要媒体与媒介因素。总之，庆阳红色文化的“视觉转向”，既是社会层面的文化变迁现象，也是文化理论层面的学术议题。基于对“视觉转向”相关理论的探讨与对庆阳红色文化的整体观照，可以认为，当代庆阳红色文化的“视觉转向”，已是一个确凿的客观事实。其“视觉转向”的趋势可以概括为：从非视觉性到视觉性的文化变迁。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文字转化为图像的文化变迁，二是文化从不可见到可见的形态变化。进一步探究庆阳红色文化的“视觉转向”，可以认为，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与庆阳红色文化相关的文化观念、思想、权利、政治、经济、社会、媒体与媒介等因素，都是其形成原因。概而言之，庆阳红色文化“视觉转向”的主要原因有三：文化主体自身本质力量的形象性显现是其“视觉转向”主体视角方面的原因，“图像时代”是其“视觉转向”的文化语境，现代传媒则是其“视觉转向”的媒体与媒介因素。【参考文献】[1]郑二利.米歇尔的“图像转向”理论解析[J].文艺研究，2012(01)：31.[2]丹尼尓·贝尓.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北京：三联书店，1989.[3]马丁·海德格尓.世界图像时[A].孙周兴.海德格尔选集[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4]陶东风，金元浦，高丙中.文化研究(第3辑)[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5]李烨鑫.“图像转向”之辨[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03)：162-165.[6]曲涛.庆阳特色文化研究·红色文化卷[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4.[7]宋衷注,茆泮林辑.世本·作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109.[8]郑樵.通志·图谱略(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7：843.[9]周宪.视觉文化的转向[J].学术研究，2004(02)：110-115.[10]彼得·伯克.图像证史[M].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11]刘琛.图像叙事：当代文化的视觉转向[D].北京语言大学,2006.[12]贝拉·巴拉兹.电影美学[M].何力,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18.[13]尼古拉斯·米尔佐夫.视觉文化导论[M].倪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5.[14]马克思.19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86.[15]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4.[16]周宪.“读图时代”的图文“战争”[J].文学评论,2005(06)：140-148.[17]舒也.媒体的视觉化转型[J].福建论坛,2001(03)：24-27.[18]居伊·德波.景观社会[M].王昭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19]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

文章来源：当代临床医刊 网址: http://ddlcyk.400nongye.com/lunwen/itemid-2247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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